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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:“京剧的机体已经老化,不是得了伤风感冒而已”

汪曾祺 梨園雜志 2022-07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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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京剧有没有危机?有人说是没有的,前几年就有人认为京剧的现况好得很,凡认为京剧遇到危机(或“不景气”、“衰落”等等近似而较为婉转的说法)的人都是瞎说。或承认危机,但认为很快就会过去,京剧很快就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。这些好心的,乐观主义的说法,只能使京剧的危机加速、加剧。

 

 京剧受到其他艺术的冲击,不得不承认。受电影的、电视的、流行歌曲的、卡拉OK的。流行歌曲的作者不知是一些什么人,为什么要写得那样不通: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”,是什么意思,百思不得其解。“楚歌”、“姑息”、“剑”这几个概念怎么能放在一起呢?然而流行歌曲到处流行,你有什么办法?小青年宁愿花三十块钱到卡拉OK舞厅去喝一杯咖啡,不愿花五块钱买一张票去听京剧。


汪曾祺

 

 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下降,是京剧衰落的一个原因。看北京的公共汽车的乘客(多半是青年)玩儿命似的挤车,让人悟出:这是京剧不上座的原因之一。


 我对上海昆曲剧团的同志始终保持最高的敬意。他们的戏总是那样精致,那样讲究,那样美!但是听说卖不了多少票。像梁谷音那样的天才演员的戏会没有多少人看,想起来真是叫人气闷。有些新编的或整理的戏是很不错的,但是“尽内行不尽外行”,报刊上的评论充满热情,剧场里面“小猫三只四只”。无可奈何戏曲艺术教育的不普及,不深入,是戏曲没落的一个原因。


 台湾的情况似乎比我们稍好一些。我所认识的一位教现代文学也教戏曲史的教授是带着学生看戏的;一位著名的舞蹈家兼大学的舞蹈系主任的先生指定学生必须看京剧,看完了还得交心得,否则不给学分,他说:“搞舞蹈的,不看京剧怎么行!”已故华粹深先生在南开大学教课时是要学生听唱片的。吴小如先生是京剧行家,但是他在北大似乎不教京剧这门课。现在有些演员到中小学去辅导学生学京剧,这很好,但是不能只限于形而下的技巧,只限于手眼身法步,圆场、云手……得从戏曲美学角度讲得深一点。这恐怕就不是一般演员所能胜任的了。


余叔岩之《洗浮山》


 京剧的衰落除了外部的,社会的原因,京剧本身也存在问题。京剧活了小二百年,它确实是衰老了。京剧的机体已经老化,不是得了伤风感冒而已。京剧的衰老,首先表现在其戏剧观念的陈旧。

 

 我曾经是一个编剧,只能就戏曲文学这个角度谈一点感想。

 

 京剧对剧本作用的压低也未免过分了一点。有人以为京剧的剧本只是给演员提供一个表现意象的框架,这说得很惨。不幸的是,这是事实。又不幸的是,京剧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,即京剧的衰亡。这个病是京剧自出娘胎时就坐下的,与生俱来,后来也没有治。京剧不需要剧作家,京剧有编剧,编剧不一定是剧作家。剧作家得自成一家,得是个“家”,就是说,有他的一套。他有他的独特的看法,对生活的,对戏曲本身的——对戏剧的功能、思想、方法的只此一家的看法。这些看法也许是不完整的,支离破碎的,自相矛盾的,模模糊糊的,只是一种愿望,一种冲动,但毕竟是一种看法。剧作家大都不善持论,他的不成熟的看法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剧作之中。他的剧作多多少少会给戏曲带进一点新的东西,对戏曲观念带来哪怕是局部的更新。他的剧作将是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,并且具备一定的在艺术上的叛逆性,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小地震。但是这样的京剧剧作家很少。于是京剧的戏剧观基本上停留在四大徽班进京的时期。


言慧珠之《天女散花》


 周扬同志曾说过,京剧能演历史剧,是它的很大的长处,但是京剧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是简单化的,都说京剧表现的人物性格是类型化的,这一点大概无可否认。“简单化”、“类型化”,无非是说所表现的只是人物的外部性格,没有探到人物的深层感情。是不是中国的古人就是这样性格简单,没有隐秘的心理活动?不能这样说。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,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。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。他宠任江充,相信巫蛊,逼得太子造了反。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,立她的儿子为太子,但却把钩弋夫人杀了,“立其子而杀其母”。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?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。诸葛亮也是并不“简单”的人。刘备临危时甚至于跟他说出这样的话:“若嗣子可辅,辅之。如其不可,君可自为”,话说到了这个份儿,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紧张复杂的。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这两句话包含很深的悲剧性。可是京剧很少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戏曲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,不是没有。《烂柯山》即是,《痴梦》一场尤为淋漓尽致。但是这不是京剧,是昆曲。

 

 板腔体取代了曲牌体,从文学角度看,是一个倒退。曲牌体所能表现的内容要比板腔体丰富一些,人物感情层次要更多一些,更曲折一些,形式上的限制也少一些。一般都以为昆曲难写,其实昆曲比京剧自由。越是简单的形式越不好咕。我始终觉得昆曲比京剧会更有前途,别看它现在的观众比京剧还少。


 中国戏曲的创作态度过于严肃,中国对戏的要求始终是实用主义的。这和源远流长,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有关系的。中国戏曲一直是非常自觉地,过度地强调教育作用。因此中国戏曲的主题大都是单一的、浅露的。中国戏曲不允许主题的模糊性、不确定性、荒诞性。人们看戏,首先要问:这出戏“说”的是什么,不许“不知道说的是什么”,不允许“不知所云。中国戏里真正的喜剧极少,荒诞喜剧尤少。


梅兰芳、程继仙之《贩马记》

 

 京剧的荒诞喜剧大概只有一出《一匹布》,可惜比较简单,比较浅真正称得起是荒诞喜剧的杰作的,是徐渭(文长)的《歌代啸》。这个剧本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 

 这出戏的构思非常奇特。不是从一人一事,也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理念出发,而是由四句俗话釀出了创作灵感,“探来俗语演新戏”(开场)。杂剧正名说得清楚:


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,

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,

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,

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。

 

 徐文长是一大怪人。或谓文长胸中有一股不平之气,是诚然也。“歌代啸”的“啸”即“拾望眼仰天长啸”之¨啸”。魏晋人的啸,后来失传了。徐文长的啸大概只是大声的呼喊。陶望龄《徐文长传》谓:“渭貌修伟肥白,音朗然如唳鹤,常中夜呼啸,有群鹤应焉。”半夜里喊叫,是够怪的。说《歌代啸》是嘻笑怒骂,是愤世疾俗,这些都可以。但是《歌代啸》已经不似《四声猿》一样锋芒外露,它对生活的层面概括得更广,感慨也埋得更深。是“歌”不复是“啸”。

 

 也许有笨人又会问:“这个杂剧究竟说的是什么?”我们也可以作个很笨的回答,是说“世界是颠倒的,生活是荒谬的”。但是这些岂有此理的现象又是每天发生的,平平常常的,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(开场)[临江仙]唱道:“凭他颠倒事,直付等闲看。”徐文长对剧中人事的态度是:既是投入的,又是超脱的;既是调侃的,又是俨然的。沉痛其里,但是,荒诞其外。

 

 陶石篑对《歌代啸》说了一句话:“无深求”(《歌代啸》序)。这是读《歌代啸》最好的态度。一定要从里面“挖掘”出一点什么东西,是买椟还珠。我上面所说的对于此剧“思想内涵”的分析实在是很笨。

 

 真难为徐文长,把四句俗话赋之以形象,使之具体化为舞台动作,化抽象为具象。而且把本不相干的生活碎片拨弄成一个完完整整,有头有尾,情节贯通的戏。

 

 随意性是现代喜剧艺术的很重要的特点。有没有随意性是才子戏和行家戏的区别所在。《歌代啸》的结构同时具有严整性和随意性。它有埋伏,有呼应,有交待。我们现在行家戏多,才子戏少。才子戏少,在戏曲文体上就很难有较大突破。

 

 《歌代啸》的语言极精采,这才叫做喜剧语言!剧本妙语如珠,俯拾即是,信手拈来,涉笔成趣。剧中有大量的口语俗语。

 

 徐文长的剧品,我以为不在关汉卿下。若就喜剧成就论,可谓空前。文长以前,无荒诞喜剧。有之,自文长始。中国的荒诞剧,文长实为先河。中国在十六世纪就有现代主义。如果我们不把“现代主义”只看着是个时间的概念,而看着是反传统戏剧观念的概念,这样说似乎也是可以的。这大概是怪论《歌代啸》大概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。京剧更是想也没有想过演出这个戏,这样的戏。京剧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演出这样的戏,我以为这是京剧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当然是怪论。

 

 中国的京剧(包括其他的古典戏曲)的前途何在?我以为不外是两途:一是进博物馆。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把京剧送进博物馆的问题,而且是怎样及早建立一个博物馆的问题。我以为应该建立一个极豪华之能事的大剧院,把全国的一流演员请进来,给予高额的终身待遇,加之以桂冠,让他们偶尔露演传统名剧,可以原封不动、或基本不动。也可以建立一个昆剧院。另外,再建一个大剧院,演出试验性、探索性的剧目。至于一些非名角、小剧团,国家会有办法。


(《中国京剧》1992年第1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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